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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仁德者宜居高位——谈中国传统用人标准
发表日期:2018-6-4 【编辑录入:zx】 【信息来源:《中国领导科学》杂志 作者:王 杰】 阅读次数:12386

    [摘 要] 本文从“三家灭智”的历史教训提出道德的重要性,进而论述古人眼中的德才关系,突出以德为先的价值观,同时介绍中国古代选人用人和官员考核的主要标准。这些选官制度和用人理念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 德才关系;以德为先;选人用人;官员考核
    [中图分类号] D6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270(2018)02―0106―04

    金元时期的思想家、文学家元好问说:“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意思是说,有本事有能力的官吏经常可以看到,但能做到公正清廉的官员就非常难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社会上屡屡出现能人贪腐、违法犯罪的现象,让德与才的关系问题再次成为国人思考的焦点。近些年来,我们党在选人用人机制上逐渐形成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共识,强调要把领导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中央组织部颁布的《关于加强对干部德的考核意见》,对考核干部“德”的基本要求,改进和完善干部“德”的考核方法,充分运用干部“德”的考核结果等方面都做出了明确规定。党的十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三十五条规定:“党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选拔干部。”其实,关于这一问题,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也有大量论述。

    一、“三家灭智”的历史教训
    宋代大政治家、文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载了:春秋时期晋国有个人叫智伯,他各方面的优点很多,仪表魁伟,武勇善射,多才多艺,能说会道,性格刚毅果决。在举荐物色选拔晋国未来的执政者人选中,他是最被看好的一个人。但是,就是这个最被看好的未来执政者,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特别是以他的叔父智果为首的族人坚决反对。原因就是他们认为智伯虽然很有才能,但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没有德行,属于有才无德之人。如果把国
家的权力交给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国家一定会出大乱子,会毁灭整个家族。但是,智伯的父亲智宣子不顾众人反对,依然我行我素、一意孤行,把权力交给了智伯。看到事已如此,木已成舟,以智果为首的族人为了避祸,便到太史那里申请不再姓智,另立一族,改姓辅。果然如他的族人所料,智伯上任后,确实大有作为。内政方面灭范、中行二氏,驱逐晋出公,拥立晋哀公,独擅国政;外事方面一次兴兵伐齐,两次率军讨郑,战功赫奕,威震诸侯。然而在他取得成就之时,贪得无厌,骄奢淫逸;刚愎自用,骄横跋扈;独断专行,不可一世,无德无行的本性便暴露无遗,朝廷上下、周边国家怨声载道。结果,韩赵魏三国齐心协力,不但瓜分了晋国,杀死了智伯,而且还灭了智伯的九族。最后只有改姓的辅果一脉得以幸免。
    司马光对智伯身死族灭评论到:“智伯之亡也,才胜徳也。”智伯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局,是因为智伯的才能胜过了德行,是智伯才有余而德不足造成的。古往今来,像智伯一样因才胜德导致的身败名裂、身死家灭、族灭乃至国灭的事情,不胜枚举。历史这本教科书,为我们昭示了一个千古不易的真理:在德行与才能二者之间,更应该突出道德价值优先。

    二、古人眼中的德才关系
    对于人才的判断与衡量标准,尽管人们对其有多重表述,但综合来看主要围绕德与才的关系问题。对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非常经典的阐释:“才与徳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徳,才者,徳之资也;徳者,才之帅也。”在司马光看来,才与德是不同的,很多人并不完全知晓二者间的区别,往往把二者混淆,误把有才之人视为贤能之人,从而忽视了德的重要性。司马光的总结性评说,代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德才关系上的基本价值观。
    在德与才关系上问题,古人有三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一是 “德主才奴”说。也就是把“德”喻为一家的主人,把“才”喻为一家的仆人;“德”是“才”的主人,“才”是“德”的奴仆,“才”是要服务于“德”的,仆人是要为主人服务的。主善则奴善,主恶则奴恶,有什么样的主人,就会有什么样的仆人。二是“德帅才资”说。意思是说,德与才相比,才只是资用,德则是核心、统帅、灵魂。德有善恶之分,才无好坏之别。没有德行,越有才能,祸患越大,古往今来的能人贪腐问题,恰恰就证明了这一点。三是“德根才枝”说。就是把人的德行喻为树根,把才能比作枝叶。只有根深才能枝叶繁茂,根基不牢,枝叶肯定会摇摆不定。
    不难看出,这些比喻无一例外都强调“德”的重要性。当然,德与才并非完全是“二分”的,而是“兼备”的。这种“兼备”,并不是指数量上的简单对等或是均衡,而是一种德与才非均衡的结构形式。用它来衡量一个人,不是要求德才在量上要完全均等、各占一半,也不是具体要求德应占多大比例,才应占多大比例,而是从量和质的结合上进行总体评价。在具体的用人活动中,用德才兼备衡量人,应该遵循德才结构非均衡规则,从实际出发提出具体的德才要求,同时作出倾向性的评价。

    三、“以德为先”是普遍的价值观
    人可一生不仕,但不可一日无德。国无德不兴,家无德不和,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我们国家历来讲究为政以德。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孟子也说:“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者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意思是说,唯有那些有仁德的人,才适合居于高位去做官,如果没有德行而居于高位,就会把邪恶、不良风尚播撒给全社会。《战国策》里也有这样的话:“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强调的是,道德不高的人,不能去当官役使百姓。汉代时期,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是“举孝廉”,“孝”与“廉”作为干部的选拔依据,
实际上就是坚持了道德的标准。宋代王安石曾讲:“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在选拔任用官员时,也是秉持“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的用人原则。康熙皇帝在用人时,坚持把德行放在首位,把才学放在其次,他说:“朕观人必先心术,次才学。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可以说,在中国古代选人用人,基本的标准就是坚持以德为先。
    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中,向来也是把德行修养放在首位,把知识灌输放在第二位。《三字经》里有“首孝悌,次见闻”;《弟子规》里有“首孝弟,次谨信。泛爱众, 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二者皆来源于《论语•学而》篇中孔子说过的一句话:“弟子入则孝,出自弟(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行有余力”强调的“行”,讲的即是以孝悌信仁为代表是德行修养。“则以学文”说的“文”,则是指文化知识,代表才能。此外,《左传》里也有“三不朽”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三不朽”,现在我们可理解为人生的三个最高标准,或者说是成功人生的“三部曲”,即修养完美的道德品行,建立伟大的功勋业绩,确立独到的论说言辞。立德、立功、立言,也是把立德放在立功、立言之首。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强调的是人伦百行,以德为首。
     “以德为先”不只是选拔、任用和考核官员时需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而是体现在中国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古往今来评价一个人的学问,也往往是讲道德文章,学问再大,文章再好,若德行不佳,也会被别人鄙视瞧不起。今天出问题的所有官员,主要出在了德行上。所以,在选拔任用官员时,不能只重其才,唯才是举、唯才是用,而是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建立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形成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防止选人用人上腐败现象的发生。正因此,365bet娱乐场强调领导干部要把道德修养作为人生的必修课,用道德的力量感染人心、鼓舞人心。在十九大报告中谈到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时明确指出,“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把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这为新时代干部修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也为干部选拔提出了最新的原则。

    四、以“廉洁清正”选拔官员
    历朝在选任官员上都把清正廉洁作为一条重要标准。秦法规定:为官者,必清廉;处公事,必无私。如秦简《为吏之道》中就言:“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西汉时期的几个皇帝,在选拔官员上,都把廉洁作为首选。东汉推行任官选廉制,在选廉洁的基础上,还要求为官者必须上孝于天、中敬于父母、下爱于民。
    三国时期,诸葛亮以宽广的胸怀,纯正的心灵,选拔重用了一大批人才。他不讲门第、资历,破格用人,大胆地授以要职,委以重任。何祗原为蜀郡太守杨洪手下的一个书佐小吏。杨洪亦是犍为郡太守李严之功曹小吏。何、杨都先后被诸葛亮擢为太守,与李严同列。因此,诸葛亮被誉为“是以西士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也”。诸葛亮任蜀相时,为了广揽俊才,曾在成都南郊筑招贤台。刘备死后,他重用了一批德才俱佳的卓越人才。如蒋琬、李邵、马勋、宗预、杜微、马忠、秦宓、董允等,被时人赞为“德举”。在《前出师表》中,诸葛亮从“亲贤臣、远小人”的原则出发,向后主郑重推荐了董允、向宠等,其心之公明纯正实所罕见。诸葛亮所重用的文武大员中,既有荆楚之士,又有蜀地人才,既有刘璋旧部,也有曹魏降将,无结党之弊,大有“五湖四海”包容一切之襟怀。当时流传:“凡事做过好事的,就算你和诸葛亮不认识,诸葛亮知道也一定会奖赏你;凡事做过坏事的,就算你和诸葛亮是亲属,诸葛亮也会惩罚你。”诸葛亮执法就是这样严明。
    清康熙在位时,贪污之风极盛。地方官吏任意盘剥欺压百姓,官场上卖官鬻爵严重。据《清圣祖实录》中记录:“生民困苦已极。大臣长吏
之家,日益富饶,民间情形虽未昭著。近因家无衣食,将子女入京贱鬻者,不可胜数。”鉴于此,康熙认为“致治之道,首在惩戒贪蠹”、“治国莫要于惩贪”、“治天下以惩贪奖廉为要务”。1684年他第一次考察全国官吏,就惩治了贪官污吏133人。1685年在广东、云南秋审后表示,“凡别项人犯尚可宽恕,贪官之罪断不可宽!此等人蔑视法纪、贪污不悛者,只以缓决故耳。今若法不加严,不肖之徒何以知警”,主张严惩贪官。据《清圣祖实录》统计,康熙朝知府以上官员,因贪污罪被流放或判处死刑者达15人之多。
    康熙澄清吏治,惩贪固然重要,但奖廉循良也不失为明智之举。康熙帝说:“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举贤退不肖,正百官也,二则不可偏废。”鉴于此,他总是利用各种机会,在全国树立一批清官廉吏的典型,使之成为大小官员学习的榜样。于成龙,天南地北为官,宦海沉浮二十年,只身天涯,躬行俭朴。在直隶,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在江南,他“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百姓称他为“于青菜”。康熙帝三次以于成龙“卓异”而提拔,并赞誉为“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去世后,康熙帝亲自为其撰写碑文。张伯行,也因清正廉洁为官而被康熙帝赞誉为“天下第一清官”。
    正因为康熙顺应历史潮流,因势利导,励精图治,惩贪奖廉,整饬吏治,将一个经济凋弊、社会动荡的中国,发展成为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东方强国。人们将这一段时期被称之为“康熙盛世”。

    五、以“德才兼备”考核官员
    中国古代考核官员的制度,包括考课、考绩、考功,也就是按照一定标准,对在职官吏的官德、政绩和功过等方面的情况进行综合考评。考课制度始于西周时期,如《周礼》中提到“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六计”课群吏的制度对中国古代官吏考课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一直被历代统治者沿袭承继,成为我国古代判断和考察官吏的一般标准。历经秦汉等朝代的不断发展,至唐代建立起来一套较为完整的职官考课制度。
    唐太宗的手下有一批清官直臣,如房玄龄、魏徵、王珪、虞世南、李靖、褚遂良……等德才兼备的人才。他认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有这样的人才观才能创造出清正廉明的“官德”“吏治”。唐太宗对监督和考察官吏自有一套方法,为使评价官员公正,他制定了“四善二十七最”作为衡量尺度进行考课。
    “四善”是对各级官吏从品行操守方面提出的四项共同要求:“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简单地说,就是“德”、“慎”、“公”、“勤”四个字。有一项合格者为有“一善”,四项全合格者为“四善”,皆不合格则无善。
    “二十七最”是根据不同的部门职掌、不同的业务性质,分别提出的27条具体的专业要求,它是唐代官员考核的指标体系,是对从事不同事务的官吏的具体素质方面的要求。比如,对司法官员要求做到“推鞠得情,处断平允,为法官之最”;对监察官员要求做到“访察精审,弹举必当,为纠正之最”;对军官要求做到:“赏罚严明,攻战必胜,为将帅之最”。这类规定共有27项。各类官吏皆依职事考课,合格者可得一最。根据“善”、“最”情况,进一步把官员分为上、中、下三等九级。应该指出的是,“二十七”最并非量化的确切标准,最多只能算作原则性纲要,对各职种的考察起一种导向作用,其具体实施需要更确切且易操作的依据条文的补充。根据不同的考核结果,给与官员的待遇不同。比如,考中上以上,每进一等,加禄一季。得到中中考(就是基本称职),守本禄,保本;连续四年得到中中考,可以进一阶。考中下以下(就是未能达标),每退一等,夺禄一季。其中,对得到上上、上中考的人数严格限制,几乎一年就1至2人能得到此殊荣。

    [作者简介] 王杰,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领导干部学国学促进会会长等。领导干部学国学系列活动发起人、倡导者。

    责任编辑:江生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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