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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轨》与为臣之道
发表日期:2018-6-1 【编辑录入:zx】 【信息来源:《中国领导科学》杂志】 阅读次数:12416

    [摘 要] 《臣轨》一书共两卷十章,并加序跋两篇,分别从为臣之道、为臣之德、为臣之术三个层次,提出对官员的道德要求和行为规范。《臣轨》提出的许多观点,对今天的领导干部为官从政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臣轨;为臣之道;为臣之德;为臣之术
    [中图分类号] D6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270(2018)03―0109―04

    《臣轨》为唐代武则天所撰。成书后不仅“普锡具僚”[1],官员人手一册,而且用作科举考试的教材,命令天下举人学习,对于朝廷百官修身理政、事上理民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武周政权的巩固发挥了积极作用。《臣轨》共两卷十章,加序跋两篇。序文介绍写作缘由,跋说明此书写作目的。正文分为同体、至忠、守道、公正、匡谏、诚信、慎密、廉洁、良将、利人等十章,为其核心内容。全书分别从为臣之道、为臣之德、为臣之术三个层次阐述官员的道德要求和行为规范。


    一、为臣之道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宇宙万物循环往复运动变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具体到人伦社会,道又是规矩,是某一事物所应该有的样子,一种应然的行为规范。一个人在家庭、社会、国家,获
得一定的名分,担负一定的角色,就要遵守一定的本分,承担一定的责任,知道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不能越位。如“君”作为一个角色所对应的本分是圣君之道,臣所对应的本分就是臣之道。
    (一)君臣同体
    《臣轨》以《同体》章开篇,从君臣关系入手,阐明臣子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为臣子的职能与责任,从而为臣正名、定位。臣首先要明道,要正名、知本分,也就是要明白自己的角色定位。因此,“正名”是为臣的逻辑起点。《臣轨》在角色定位上,强调国家权力结构中君臣一体,同体共运,不可分割。在角色关系上,君臣之间权力并不是对等的,而是有主有从,君主臣辅,“犹四肢之载元首,耳目之为心使也”。臣必须以君为心,为心所使,对君要绝对忠诚。在角色功能上,君臣要上下沟通,形成合力。君主臣从而又相互依存、相互配合,
共同发挥作用。人臣如一座大厦的各个构件,“楹柱栋梁,栱栌榱桷,长短方圆,所用各异”。“臣之事君,犹子之事父”,必须与君同心同德,上下协心,各守其职,各尽本分。
    (二)为官守道
    武则天融合道家与儒家思想,将天道与人道合一,用以解释为政之道。《臣轨》的《守道》章旁征博引,极言守道的重要性,指出道无所不在、无所不宜,贯穿于天地人之间,贯穿于君臣治国为政的行为实践中。君臣有了道则会君仁臣忠,父子有了道则会父慈子孝,庶人有了道则会相互亲爱。但具体什么是道,作者并未明言。根据上下文可知,道是规律,也是规矩。道融合儒道两家思想,指的是基本的君臣伦理以及为政理民、江山永祚的基本规律。正是这一基本规律,规范着官员的德行与操守,或者说官员德行操守就是道的外化表现。


    二、为臣之德
    在伦理学意义上,“德”指人所共同遵循的普遍原则,指合乎“道”的外化的人的德行。在武则天看来,作为君主所期待的大臣,应该具备的德行操守,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至忠
    从排序上说,《至忠》位于全书第二章,也就是《同体》章之后,《守道》章之前。在作者心目中,忠在“道”之上,是为官从政者首要的道德要求。《臣轨》中引用了许多古人论述“忠”的名言,提出了对忠臣的理想人格要求。作者认为,所谓忠臣,首先要尽心尽力做好本职工作,做到“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其次,事上要“内匡君之过,外扬君之美”,朝堂之内要指出君主过失,朝堂之外要弘扬君主的政德,不能阳奉阴违、面誉背毁,做两面人。再次,对民要以慈惠为本,要有恤下之心。然而,忠臣的理想人格不止于此,作者引用《说苑·臣术》的五行说写到:“为人下者,其犹土乎!种之则五谷生焉,掘之则甘泉出焉,草木殖焉,禽兽育焉。”即为臣之忠,如土地之于万物,是所有官德伦理规范存在的基础。
忠在中国政治语境中,是一个古老的社会关系准则。先秦时代,强调“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2],二者互为责任主体。汉代以后,随着君权统治的加强,双向的忠逐渐向单向的忠转变,忠成了臣子对于君主的单方面义务、绝对的服从。《臣轨》继承先秦以来匡恶扬善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摈弃了汉代以来愚忠的要求,并将忠君与利民相统一,提出臣之至忠的根本标准是慈惠百姓、爱民恤民,赋予为官之忠更为进步的内涵。
    (二)公正
    武则天指出公正是天地大道,是人臣处理公务恪守的根本准则。“理人之道万端,所以行之在一。”这个“一”就是“公正”。有公心才可以奉国理家,行公道则不用劳神费力自会扶正祛邪。在《臣轨》中,作为人臣的公,有着具体的要求:一是“理官事则不营私家”,公事私事要分开;二是“在公门则不言货利”,当官就不要想发财;三是“秉公法则不阿亲戚,奉公举贤则不必仇雠”,秉公事不徇私情。要做到处事公正,人臣就要像伊尹、吕望那样,对上忠诚,对下仁爱;推行忠恕之道,不结党营私。如何做到公正呢?武则天指出要先正其心,再正其身,而后才能正人。要像《说苑》所言,处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这样才能“生则见乐,死则见思”,留贤名于后世。
    武则天对于公的认识继承了儒家“公天下”的思想观念,从思想上、道义上要求官员去私为公;同时吸收法家“贵公”思想,在制度程序上严格区分群臣之私与国家之公、君主之私与法制之公,通过立法制,守法令,严格规范官员依法办事。武周政权虽然是李唐政权的改朝换代,但延续了李唐统治者以法律制度规范官员行为的传统,建立了一整套预防和惩治官员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的制度程序。
    (三)诚信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诚是贯通天道与人道的
枢纽。如孟子所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3]无论是社会层面还是政治层面,诚信都是人格修养最高的道德规范和根本原则。在强调以德治国的传统君权社会,官员的诚信更为君主所重视。
    武则天认为,诚信是君子修身之本,是为官从政的前提。《诚信》章开篇指出,“诚信者,即其心易知”,并引用《礼记》作为注解:“为上易事,为下易知。”君主宽容易被侍奉,臣子诚容易被了解,那么就可以避免制度的繁琐。有了诚信可以取爱于君,取亲于百姓,上下通诚,互相信任,使制度更易于贯彻执行。此外,诚信也是天地人伦有序运行的前提,是对规律的认知与遵循,是对前景与未来稳定的预期。无论君臣、父子、兄弟,朋友,有了诚信,就会国泰民安、家庭和睦、兄友弟恭。
    (四)廉洁
    武则天认为,“廉平之德,吏之宝也”。廉洁是为官的本分,是仕途顺利的至尊法宝。在中国传统仕途文化中,廉洁是为官者必须具备的自身修为与涵养。如孔子所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孔子并不否定追求富贵是人的正常欲求,但如果不以其道得之,那么得到了也是无福享受的。当官不是发财之道,要想发财就不要当官,这是官员权力的公共属性使然,也是历朝历代的官员都必须遵守的“仕途哲学”。
武则天以其敏锐的政治自觉,警戒官员“知者不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她不仅对官员的廉洁品格提出了明确要求,还制订了许多具体的反腐措施,对贪官污吏大加挞伐,同时用了许多廉洁清正的好官,如狄仁杰、卢怀慎等,对稳定武周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为臣之术
    如果说“道”重在身命,“德”重在心性,那么术则是为官理政的具体方法策略。《臣轨》有《匡谏》《慎密》《利人》等章,专门从事上、克己、理下等三个角度论述为臣的职责。
    (一)匡谏
    “文死谏,武死战。”匡谏是古代臣子事君为国的最高责任。关于匡谏的目的,《臣轨》认为,“谏者,所以匡君于正也。”也就是匡救君主的过失,使之合于正道。 《臣轨》引用晏子以“和”喻君臣关系的例子,说明和谐的君臣关系不是随声附和,而是“齐之以味,济其不及”,匡正君主的过失与不足。子从父命,不是孝的标准,臣从君命,也不是忠的标准,忠的标准是勇于做个“诤臣”。不畏主暴,不畏身死,敢于逆命利君,才是忠的体现。
    匡谏作为中国官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对官员的道德要求,而且成为一种政治制度。如黄帝曾特设“明台”,尧设“欲谏之鼓”,舜设“诽谤之木”。大禹则设五种乐器,供下属进谏,以广泛采纳民意。秦汉皆设谏议大夫官职,西晋时期虽然朝代更迭频繁,但官僚结构中专设门下省掌管谏议之事。隋唐时期,谏议制度趋于成熟,三省六部制中的门下省,作为掌管谏议的最高衙署甚至拥有“封驳”之权。著名谏臣魏征即为谏议大夫。为鼓励匡谏,唐代科举制中进士科专设直言纳谏科,以制度形式将纳谏与仕途联系起来。贞观、武周、开元时期盛世的形成,与君主善于纳谏、匡谏之臣辈出不无关系。
    《臣轨》对官员提出匡谏之责,还确立制度予以落实。垂拱二年,武则天在朝堂设立铜匦。铜匦四个门中的一个就是“召谏”,专门收集有关朝政得失的言论。即使在她权力达到最顶峰的时候,仍然能够虚心接纳大臣的意见。如狄仁杰等唐朝旧臣,在武则天晚年屡次进谏,促使武则天放弃武周政权、传位于李唐子孙。进而实现国家权力的和平交接,促进社会稳定,避免战乱之祸,为唐代中期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二)慎密
    慎,是就个人修身正行而言;密,是就谋
划国家机要而言。慎密是朝臣处理政务时应该具备的行为规范。
    《臣轨》首先指出官员不能慎密的危害:言谈泄密,是招祸的媒介;做事不谨慎,是取败之道。对于官员来说,应在言论和行为等方面谨慎小心。一要慎言,指出“口者关也,舌者机也,出言不当,驷马不能追也。口者关也,舌者兵也,出言不当,反自伤也”。言行对于官员来说非常关键,决定着官员的荣辱。官员首先管住自己的嘴,非所言勿言。二要慎行。君子做事要谨慎,要“慎于未成”。做事要“早虑”“早豫”,在事情未成之前要处于谨慎的状态,谋划国家机要应注意保密。“不慎而慎,不恭而恭”,是慎密的最高境界。《臣轨》将慎密之人分为三类,大慎之人闭心,次慎之人闭口,末等谨慎的人闭门。例如,孔光掌握国家机要十几年,假日与家人闲谈,从来不提及朝廷政事。家人问他,官署里都有什么样的树木?孔光闭口不答。武则天指出,像孔光这样的至慎之人,才能做到终身无过、享其荣禄。
    (三)利人
    民以食为天,人为国之本。人民是一个国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臣轨》认为,为臣之忠要“先利于人”,有养济黎民之术。其利人思想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
    为什么要利人?《臣轨》首先从天人关系角度指出,天下苍生,是天之甚爱,因为他们不能自己管理自己,所以设立君主为之理事。臣辅佐君主,慈爱百姓不过是守天道,尽人事。当然这种看法不太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其次,从国与民关系的角度,认识到利人是执掌天下的前提。书中引用《说苑·君道》中夏禹所言,“人无食则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人,则我不能劝也”。意思是说,如果百姓没有饭吃,我就不能驱使他们,如果我的功德对百姓没有好处,我就不能劝诫他们。
如何利人,《臣轨》指出,首先在于富民,要使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其次要劝农,鼓励发展农业。再次,要恤民,省徭轻赋,不夺人时。能“助君而恤人”,才是“至忠之远谋”。早在上元元年(674),武则天就向唐高宗提出《建言十二事》,提出劝农桑、薄赋徭等对百姓有利的主张。文明元年(684),她颁布《诫励风俗敕》,将是否能做到安民利民、发展生产作为地方官吏政绩标准,规定各州县境内,“田畴垦辟,家有余粮”者予以升奖;“为政苛滥,户口流移”者必加惩罚。武则天以女子之身,位极皇尊,君临天下。在位期间国家稳定、社会繁荣、人民安居乐业。重民力也重民利,是武则天政权得以稳固的重要原因。
此外,《臣轨》另有《良将》章,专门对武将应该具备的道德操守提出要求。


    四、借鉴与启示
    《臣轨》作为封建君权时期官员的伦理纲常,提出的许多观点对于今天的领导干部为官从政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君臣同体”强调的是君臣共治
君臣同体是中国传统政治学的一个重要命题,既保证权力的集中统一,政令有效贯彻执行,也体现君臣共治天下,防止或减少国家政策出现重大失误。当然在君权至上的社会里,对国家决策最后起决定作用的仍是君主本人。即使如魏征也不得不承认:“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4]臣子可以犯颜直谏,但龙有逆鳞,触之则死。能否做到君臣同体,主要靠君主圣明。一旦君主懈怠,君臣离心离德,就会国运衰微。如唐太宗、唐玄宗时期,执政初期能够吸取国家动乱的教训,加强自我约束,造就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但这两位贤明君王后期都疏于懈怠,骄奢淫逸,听不得不同意见,最终造成国家动乱。这就表明君臣共治除了依靠共同的理想和道德自律外,还需要刚性的权力制衡机制作为保证。

    末期那个历史节点,司马懿横空出世,历经曹魏四代君主并最终奠定天下重回一统的坚实基础。他的决胜之道,简言之,即他看透了人心,正所谓依依东望是人心。正是凭着这份智慧,司马懿演绎了由谋臣到军事统帅的精彩人生。从这位心理学大师身上我们看到大道至简万法归一,入仕为官,其实拼的就是看透人心的能力。只要看透了人心,就可以顺势而为精准出击百战百胜。


    [注 释]
    [1]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0.
    [2]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1:2208.
    [3]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6-9.
    [4]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760.

    [作者简介] 张向鸿,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党史党建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江生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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