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雷莎·梅的执政理念

2018年10月23日 10:50 来源:中国领导科学 字号:

■ 董一凡

[摘 要]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的内外执政理念轮廓已逐渐清晰,整体上从自由主义向传统保守主义回摆,在经济、社会、外交等领域提出一些新主张,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英国“脱欧”及全球化背后民众面临的问题。然而,梅推行其执政理念仍跳不出西方政治制度和个人与政党私利的窠臼,难以完全兑现政策承诺。

[关键词] 特雷莎·梅;保守主义;保守党;“脱欧”

[中图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270(2018)05―0122―04

[作者简介] 董一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Theresa Mary May)自2016年6月“脱欧”公投后“临危受命”,执政已两年多,其内外执政理念轮廓已逐渐清晰。梅根据英国的世情民意,有针对性地在经济、社会、外交等领域提出了新政策主张。然而,其推行执政理念仍跳不出西方政治制度和个人与政党私利的窠臼,难以兑现“全民英国”的口号。

一、“真正的保守主义”

与布莱尔时期追寻“第三条道路”及卡梅伦时期推进自由主义的执政风格不同,特雷莎·梅希望极力回归保守党传统的路线,打造自己的执政风格。自脱欧公投以来,梅主要精力放在稳定英国和保守党内部的秩序,规划“脱欧”这一系统工程的路线图,而其执政理念在此过程中逐渐浮出水面。梅在2017年4月宣布提前大选后,保守党于5月公布的竞选纲领是其执政理念的集中体现。梅在纲领中提出,保守党将放弃撒切尔式自由主义,回归“真正的保守主义”[1]。事实上,从英国保守党的发展史来看,其理念的内核是基于在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和英国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基于世情民意采取实用主义主张,巩固保守党执政地位。

保守党最初起源于十九世纪初的托利主义,主要主张是维护英国传统社会秩序,为王权和封建贵族的统治服务。随着193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经济与政治实力的急速上升,以罗伯特·皮尔为代表的政治家顺势提出“新保守主义”理念,主张在维护现有政治制度和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同时,应以谨慎和渐进的方式推动改革方案,因与思想家埃德蒙·伯克的观点契合而被称为“伯克主义”。19世纪60年代,工人阶级的选民力量不断增大,给保守党带来了挑战,此时以本杰明·迪斯雷利为代表的保守党领袖提出,在维护国家体制和秩序的同时,改善人民生活条件,推动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形成有“深得民心的保守主义”之称的“迪斯雷利主义”。二战后,带领人民赢得战争胜利的丘吉尔首相,在英国大选中被“无情的选民”抛弃。保守党因而接纳国内外流行的社会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接纳了社会福利和国家调控经济的主张。[2]1980年代,为应对经济“滞涨”,撒切尔夫人提出一系列激进的市场化和私有化主张,削减社会福利并打击工会组织等,形成著名的撒切尔主义,通过“解套”释放了市场和企业的活力,迎来经济高速增长。此后保守党的首相梅杰、卡梅伦等,均在中间偏右的基础上,继承了撒切尔夫人的自由主义衣钵。由此看来,保守党的“传统”可以归结为在维护国家体制稳定和统一的基础上,根据执政环境变化及时调整政策方针。

梅首相“重回保守主义传统”,其主要理念有三。其一,维护英国国家统一与联合。梅重申了保守党全称为“保守和统一党”,即在英国脱欧公投、苏格兰独立运动等问题,阶层间、地区间、政治力量间矛盾等,威胁国家统一与团结的背景下,强调保守党作为弥合政治、社会间分歧的主张与力量,照顾全民利益,也反映了维护英国国家利益与统治精英利益的诉求。[3] 其二,强调国家对市场调控作用。梅在竞选纲领中提及,英国经济虽曾经取得亮眼的增长成绩,但持续的社会分化已经成为英国的主要挑战之一,而这种分化很大程度来自无约束的市场经济发展造成的各阶层收入分配及获得机会的不平等,以及政府调控与社会保障作用的相对不力。而盎格鲁―萨克逊模式的自由市场经济虽是英国经济制度的基础,但梅则表示反对撒切尔主义式的无限自由竞争,宣誓以国家的手腕在发展方向和公民基本福利上做出调控,因而英国舆论将梅的竞选宣言看作“对撒切尔主义的修正”。[4]其三,主张“英国主权与利益优先”。梅首相在执政作风上保持了其内政部长期间强硬维护英国主权的一面,宣称将继续控制和削减英国的移民数量,提高移民的准入门槛;在处理脱欧问题上,梅不惜以英国与欧盟经贸便利度回归WTO成员国间水平,也要将移民、边境、司法等主权收到英国手中。

二、梅政府主要政策主张

当前,梅政府的首要任务仍是带领英国稳定、有序地从欧盟退出,但英国的“脱欧”进程势对英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造成冲击。因此,梅政府的执政中将贯彻“重回保守主义传统”,竭力使英国保持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团结、外交有为及开放形象,重新向全球树立“勇敢、崭新且积极的国家形象”,打造“全球化的英国(Global Britain)”。

脱离欧盟问题是英国当前及今后国家议程的核心。保障英国顺利脱欧,实现脱欧派的目的,是梅执政的最重要目标。首先,梅贯彻脱欧进程坚定果决。在脱欧问题上,梅政府反复强调“脱欧就是脱欧”,贯彻脱欧进程是英国既定方针,没有逆转的可能。梅也通过改组内阁设立脱欧事务部和国际贸易部甚至提前举行大选等手段,试图增强政府和议会内部的团结来提升对脱欧谈判的支持力度。其次,支持脱欧派的基本诉求。梅坚定支持英国的主权和司法权力没有要价余地,且这些问题的重要性高于英国维系与欧盟经贸与金融服务业的便利关系。同时,英国与欧盟的谈判进程也是强硬和妥协交替的,目前已经在分手费、过渡期等关键问题上达成妥协。可以说,梅在边境、移民、司法等英国脱欧派最坚持的核心问题上毫不退让,而在其他领域则可以妥协。再次,经贸领域便利“尽力争取”。梅对英国保持欧盟单一市场便利的诉求并无明确争取的目标,但也意识到英欧经贸关系退回世贸组织框架水平给英国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与冲击,在与欧盟谈判中达成了先脱欧再敲定英欧经贸关系协定的做法,通过新合作框架为英国尽力争取目前单一市场中的便利。

经济领域,梅主张以政府力量推动英国经济竞争力的提升。国家宏观计划上,梅延续了卡梅伦提出推动英国北部发展的《北方经济引擎》,提出了《英国工业战略》,扭转英国制造业在经济产值和就业方面贡献不断降低的状况。《英国工业战略》提出的措施包括:鼓励科技创新,建立“大学投资基金”“未来英国基金”等扶持创新的机制,至2027年将英国研发占GDP比重提升到2.4%,未来提升到3%;更新工业基础设施,建立230亿英镑的“国家生产力投资基金”,至2020年将在数字基础设施投资7.4亿英镑,11亿英镑投资城乡公共交通,2.5亿英镑投资技能培训,培养英国工业的基础设施和人员技能基础,在“国家生产力投资基金”以外还将在2017-2027年投资400亿英镑更新英国铁路和公路设施;政府采购扶植中小企业,至2022年要实现33%的中央政府采购订单交由中小企业完成;产业层面,扶植飞机和汽车等高端制造业,至2020年前投资6亿英镑投资电动车及装备电动公交车行业,提振英国电动车制造业并在2050年实现汽车零排放,加大力度支持生命科学等高科技行业及北海的油气开采,巩固英国的既有优势。财政政策上,梅一定程度摒弃了金融危机以来英国政府财政紧缩的政策方向,减税和新提的公共建设投资计划均将拉升财政赤字比。在税收上,梅将进一步降低企业税率作为提振竞争力的切入点,英国企业税率至2020年将企业税降至17%,同时承诺不会提高增值税并提升个人所得税的免税额。财政支出上,英国将在交通、电信、住房上增加投资,从2020年起把GDP1-1.2%用于投资经济基础设施。同时推动占财政支出30.5%的社会保障和养老福利改革,节约开支。在收入分配领域,保守党提出至2020年将最低工资提高60%,立法要求企业公布管理人员和工人的工资比并提出相应解释,对西方国家广泛存在的收入差距问题加以应对。[5]

社会领域,梅政策主线是管控移民及照顾弱势群体利益,但这些主张均可归结于回应中下层民众诉求以弥合社会撕裂。梅政府将推行更为严苛的移民政策,实现移民的总量控制,保守党的竞选纲领中甚至直言“进入英国的移民太多”。具体措施包括,提高英国公民家庭成员移民英国所投靠对象的收入要求,提高学生签证的门槛,要求学生完成学业必须离开英国;借英国脱欧制定严格限制欧盟国家移民的政策。对其他社会问题,如族群对立,性别、种族或心理或身体缺陷的歧视、无家可归等,保守党提出要关注并加强立法,如修订《家暴与虐待法》应对。福利领域,梅和保守党以牺牲退休者为代价保障工作人群权益。英国养老金将于2020年后终止2.5%、通胀率及平均收入增长率三者取最高标准增长的“三重保障”政策;将政府承担老年人聘请社工照料的资产标准从不包含房产的个人资产低于2.35万英镑改为包含房产总计10万英镑,并提出无力承担者可以房产抵押,去世后进行清算。[6]

国际关系方面,梅首相宣称要在完成脱欧进程的同时,打造“全球化英国”。2017年10月,梅在保守党秋季年会指出,建设“全球化英国”是将脱欧化危为机。国际贸易大臣福克斯做了进一步阐释,即“全球化英国”将是视野开阔、秉持国际主义、拒绝岛国心态、在全球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英国。“全球化英国”的内涵是在经贸、外交、安全等领域维护英国的大国地位和全球影响力。在经贸领域,英国摆脱欧盟对其与他国谈判和签署自贸协定的束缚,延续并扩大英国维护自由贸易的传统,向世界展示脱欧后的英国依旧保持开放和自信的心态。国际贸易部已与美国、澳大利亚、中国、印度、墨西哥、韩国及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建立了经贸协定联合工作组。外交领域,梅努力展现英国全球的重要作用。2017年1月,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一周即访问美国,展现重视和发展英美关系的姿态。2018年1月,梅进行任内首次访华,推动中英“黄金时代”行稳致远。此外,在二十国集团峰会、达沃斯峰会等多边场合,梅也借机展现维护自由贸易体制和“后脱欧时代”英国的自信与实力。同时,英国在欧俄关系、叙利亚问题等地区热点问题上积极介入,成为欧洲国家中维护西方团结和“发挥国际作用”的排头兵。安全领域,英国积极向欧美展现其在欧洲安全上的重要作用和盟友价值,在联合国安理会、二十国集团峰会等多边场合推动应对民航恐怖活动及恐怖融资等方面的“英国方案”,积极履行北约责任,在北约的中东欧成员国积极部署英军。[7]

三、“梅理念”看上去很美

从执政的思想理念到具体政策措施,梅紧紧抓住了脱欧这一英国发展的最关键时代背景,并围绕这一主要矛盾规划一系列务实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措施,以争取英国的稳定、繁荣与团结,应对国内外各种矛盾与挑战。一定程度上,梅“重回保守主义”的执政理念体现了对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负面效应的反思,回应了英国“脱欧”背后中下层民众对贫富分化、社会撕裂、生存品质降低的不满,并且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提出了一定的应对措施,也看到了国家宏观规划对提振经济竞争力和提供发展必要的社会公共产品具有重要意义。客观上,梅的执政理念延续了保守党根据世情民意及时调整政策方向的传统,对英国未来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然而,梅执政理念的出发点仍是她和保守党掌控权力以及维护英国现有体制,这从根本上限制贯彻执政理念的效力。从选举政治视角看,执政对政党和政客的最好选择不是为了国家利益和协调各阶层人群的利益,而是要迎合最有投票意愿且最有影响力的选民群体,因此其实质举措往往与口号背道而驰,甚至被舆论和部分群体绑架政策。比如对移民数量进行总量控制,客观上是梅为了迎合强硬脱欧派甚至民粹主义者对其“脱欧”内阁的支持,获得掌舵英国的合法性而不得不力挺的政策,却罔顾限制移民入境对英国就业市场、人才引进、教育产业等造成的负面效应。同时,这种裹挟与“利益置换”也以“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逻辑侵犯着弱势群体的利益,比如英国既要控制财政赤字和债务率,又要给企业与个人减税并扩大公共投资,则“减支”就要从养老金和老年人社工看护费用中砍去。事实上,英国走上脱欧这条英欧双输的道路,正是2013年卡梅伦政府以“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虑,团结保守党疑欧派保全政权当时的存活,给3年后埋下定时炸弹,养大了黑天鹅。可以预见,继续执政的梅政府很难突破英国政治的对立、经济发展的上限和社会的分化与撕裂,距离“勇敢、崭新且积极的国家”和“全球化英国”仍然相当遥远。

[注 释]

[1][5]The Conservative Party Manifesto 2017.[2018-4-24].https://www.conservatives.com/manifesto.

[2]史志钦.英国保守党何以老而不衰[J]. 当代世界. 2013(9).

[3][7]王展鹏等编.英国发展报告(2016-2017)[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107-109,132-140.

[4]May signals break with Thatcherism in manifesto for ‘country and community. [2018-4-24].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7/may/18/theresa-may-launches-conservative-manifesto-for-community-and-country.

[6]Queen’s Speech 2017: what it means for you.[2018-4-24].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queens-speech-2017-what-it-means-for-you/queens-speech-2017-what-it-means-for-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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